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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来源Trial of a Thousand Years | Hoover Institution
译者Ixtab
本文标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古老而又基本的问题：伊斯兰教和单一民族国家的剧烈碰撞之后，谁将胜出？
——查尔斯·希尔
在影响现代世界秩序的问题之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伊斯兰教的崛起、全球的探索以及欧洲的政体改革了。
首先是伴随着征服了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崛起，这不仅仅是战斗的胜利，更是对罗马世界和波斯世界秩序的革命和颠覆。随即而来的便是"国际"哈里发统治的建立以及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力量的急剧下落。
其次是全球的探索和发现，在公元1000年和1500年间伊斯兰世界体系在广大南半球蓬勃发展，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e Gama）带领下的葡萄牙远征队绕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来到印度的卡利卡特（Calicut）之前，印度和东部非洲（East Africa）之间的印度洋（Indian Ocean）和阿拉伯海（Arabian Sea）可以说是个穆斯林湖。在奥斯曼—基督教世界对峙的数个世纪间，欧洲探险者走遍了全球的大部分人类可居住地区，而且几乎都是通过海路。他们发现了以前从未知晓的广袤领土，并粗略绘制出我们如今认识的这个世界的轮廓。
伊斯兰世界一直是这个世界多元化发展的缺席者。
再次就是公元十七世纪欧洲各国国家体制的变化发展以及它的广泛传播并被各大洲的国家所借鉴。这变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制度，以防止如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般的宗教对抗。
如今关于伊斯兰教与世界秩序的问题就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级的历史问题之首，已经如同东正教一般游离于全球化的多元发展以及上面所述的第三个问题之外。
最近学界已经发现了一种称为全球复兴（ Global Renaissance）的现象，这种现象通常在最近几世纪间欧洲向外的渗透、开发以及支配中可见，这些文化间的碰撞在艺术、文化、信仰以及技术等领域激起了火花。商品的流通需要商旅的交流，商人深入异国社会，再带回具有异国情调的产品。文化上的理解是贸易成功的关键。
在这个过程中，穆斯林的形象通过各种文学以及文化的表述扩散。东西方均开始有了些刻板印象，"突厥人"这一形象在他们心中既复杂又简单，商旅对被妖魔化了的突厥人又敬又畏。
这探索和复兴的年代迎来了一个大悖论：对人类多样性的认识，这多样性既难以想象又不受人所控制。从这一事实出发，会促成另一种基于对世界秩序的共同理解的求同存异的国际体制的出现。
层出不穷的暴政
1994年8月6日刊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做了一个特别专题《伊斯兰调查》。封面描绘了战斗中的基督教骑士以及武装的穆斯林战士——分别以狮心国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和萨拉丁（Saladin）为首，标题写道："看在天国的份上，别再打了。"这是两个难以抵挡的相互对抗的两个宗教—文明的典型形象。
《经济学人》的一期封面上描绘了战斗中的基督教骑士以及武装的穆斯林战士——分别以狮心国王理查德和萨拉丁为首，标题写道："看在天国的份上，别再打了。"
至少早在1914年，当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选择站在德意志帝国一边时，我们便能找到这20世纪相对抗的根源。独裁德意志及它的奥斯曼伙伴战败，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当1924年哈里发——伊斯兰世界统治的唯一形式——被废除时，中东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开始纷纷建立新国家，它们中没有一个是民主的。
随后的几年里，阿拉伯国家在民主化浪潮席卷一片片土地的情况下，保持着对全球化的无动于衷：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日本在美国的监控下果断转向民主；
2）在上世纪中叶的非殖民化时代，印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3）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处的国家开始开放政治和经济制度，联合国首次积极参与帮助建立选举以及民主的政治体制。
经过这一系列的巨变，中东阿拉伯地区仍然保持为一片没有民主政府的地区。回望这几十年，《2002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f 2002）——一份联合国出版的、由"一班杰出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做出的"公正、客观的分析"——指出该地区由于治理不善而受损。报告指出，阿拉伯世界的人们世代被剥夺获取信息及言论自由的权利。除此之外，阿拉伯政府限制阿拉伯的一半人口——阿拉伯女性受教育及社交的自由。报告赤裸裸地写道："民主浪潮在世纪80年代转化了大部分的拉美及东亚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转化了东欧以及中亚，但是从未到达过阿拉伯地区。这种自由的缺失破坏人类的发展，是政治发展滞后的最痛苦的表现之一……命运并没有削弱阿拉伯世界那永久排除公民参与的政治权力。"
几年来，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伊斯兰教在恐怖主义中的作用，因为外交部专家必须假定这种行为具有政治动机，毕竟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信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战结束以来阿拉伯世界层出不穷的暴政使经济、社会和政治结下了病症，为逐渐气盛的以团结中东、对抗世界为目标的革命性的宗教思想提供了沃土。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间的战争或许可以被称为第一次恐怖主义大战（First Terrorist War）：以色列的奥林匹克运动员被谋杀；巴勒斯坦人企图推翻约旦政府；乘客在航空公司售票柜台被枪击；美国使馆人员被扣为人质；环球航空公司（TWA）847航班和阿基莱·劳伦号游轮（Achille Lauro）被挟持；柏林一家迪斯科舞厅被炸。
在20世纪80年代，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George P. Shultz）试图说服国会议员和媒体评论员了解到"对一个人来说是恐怖分子，对另一个人来说是自由战士"这句口号是错误而危险的。里根政府专注于如何通过强化我们的使馆以及增加情报工作来对抗恐怖主义。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美国当局并不了解恐怖分子的动机以及目的。
图片来源：美国空军（USAF）
埃及总统萨达特（左） 抵达安德鲁空军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国务卿万斯（Vance）出面迎接。次年萨达特遇刺，美国官方并没有意识到凶手是穆斯林，认为此事背后只有政治因素。
几年来，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伊斯兰教在恐怖主义中的作用，因为外交部专家必须假定这种行为具有政治动机，毕竟威斯特伐利亚信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宗教不应影响外交。
1973年美国大使与代表团副团长在喀土穆（Khartoum）被接待的第二天双双遇害，驻外事务处（Foreign Service）严重受到影响。凶手来自巴勒斯坦组织"黑九月"（Black September），据说此组织听命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主席亚瑟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对美国的外交机构而言，巴解组织是"和平进程"不可或缺的对话者，它的政治目标是"世俗民主的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与宗教完全无关。当埃及的萨达特于1981年遇刺时，美国官方无视凶手是穆斯林的事实；直到20世纪90年代，1981年的录像被重放，凶手明显的穆斯林身份才被承认。
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内战
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算幸运：他们迫使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导致攻击的原因以及挑战的尺度，世界在威胁的早期阶段被惊醒。911袭击如果再晚几年，待世界秩序进一步恶化之时，那么想要抵御它将更加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见证过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战。一边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一些在经历过安抚、收买或宣传恐怖主义之后，已经开始认识到作为国际体制的一员必须调合他们的伊斯兰信仰并加以实践的政权；另一边因为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原因，拒绝国际体制、拒绝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拒绝国际价值观及人权一类的国际准则、拒绝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伊斯兰内部的分歧不可避免。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遵循着不接受不参与任何国际秩序的教条：
1）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如果它把同属一个社会（穆斯林世界）的人分隔开来，那就意味着它是非伊斯兰的了，所以对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叛教——没有什么比这更恶劣了；
2）国家归于国际体系之下始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的签订，它在国际事务中必须保有世俗性（于1648年签订的此条约将促进理解作为避免进一步宗教战争的手段），如此的世俗层面是伊斯兰所不能接受的；3）国际法与伊斯兰教教法的分歧也是不容接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视教法为统治穆斯林的唯一真法；
4）同样，民主作为当今越来越被认同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它所要求的在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伊斯兰原教义无法相容，因为它严重违反教法； 5）国际准则以及关于人权的协议如妇女的权利不符合伊斯兰教教法的解释。
在最大范围内，逻辑的枷锁在伊斯兰教及国际制度的建设之间划开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伊斯兰教徒称，如今国际体系的二元性表达是建立在基督世界的基础上的："凯撒的物当归还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还给上帝。"这种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分割与伊斯兰先知带来的讯息相悖。
其次，他们认为现代国际秩序只不过是基督教二元世界的世俗反映：政教分离、公私分明、权利"制衡"，都是被团结划一的伊斯兰所唾弃的。
因此，任何对国际秩序的参与对伊斯兰教徒来说都是不可能忍受的。就拿沙特阿拉伯来说，它的政权制度完全严格按照《古兰经》要求的来执行，但仅仅由于它参与了国际制度而被伊斯兰教徒认为是非伊斯兰、叛教的。
过去的二十年里，中东和其他穆斯林地区已经出现了四大现象，这四大现象构成了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对世界秩序的威胁。首先，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崩塌或者失去了部分领土的主权，这种令人震惊出乎意料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被作为"失败国家"的新概念提出。其次，在世界上这些无人管辖的土地上很快便有非国家的恐怖主义伊斯兰组织开始招兵买马并酝酿着对穆斯林世界以外的地方发起袭击。
"重点不在于它令你担心，"基辛格（Kissinger）在谈到革命力量时说，"而在于没有什么能令你安心。"
再者就是一些阿拉伯国家成为国际秩序的敌人的"推动者"的身份转变的实现。沙特阿拉伯所设立的格局包括激进指示的颁布的强化、对非国家恐怖组织的资助、对大众的长期阴谋宣传灌输以及单一叙述——什么样的叙述？所有的地区和信仰问题都是源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压迫；美国的核心政策便是亲以色列，华盛顿是被美国犹太人所控制的；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之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问题不得被外界过问及干涉——所谓的问题解决通常是指通过以色列国家的灭亡以实现巴勒斯坦的"回归权"。
最后一个现象便是"无赖"政权的崛起，它们被认为是国际体制的合法成员并享有特权和豁免权，同时它们在意识形态上把国际体制视为对手。这种双重角色使得"无赖"政权在外交政策上两面三刀：它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采取一系列错误的行动，在面对国际社会严厉的反对时，它又突然宣布愿意谈判或在其他方面遵守正常的国际程序——当然外界愿意接受无赖"回心转意"。
在很多年的过程中这种策略在政权进行非法活动而面对国际压力时一次又一次地被使用，我们已经见识过朝鲜的金正日、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伊拉克的萨达姆使用这种招数，如今它们正在被伊朗的哈梅内伊和内贾德所继续使用，它已经成为了独裁者们的外交选择，就叫它"独裁外交"吧。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确实是一股反叛的力量，它的主体思想始终都是它对国际体系无情的攻击，并且言行一致。就像亨利·基辛格在写到苏联时说的："无论何时，如果一个政权认为国际秩序或者依法制约它的方式是压迫性的，那么它与其他政权之间的关系都是冲突对立的。"就像伊朗的领导人申明的那样，这是伊斯兰共和国和国际秩序之间的矛盾，伊斯兰不会让步。就像基辛格说革命力量："重点不在于它令你担心——此种感觉对处于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来说必然存在——而在于没有什么能令你安心。"
从国际视野来看，这盘赌注下得十分大，如果伊斯兰教徒能够击败中东国家并在国际体系内寻求改革和工作，我们将要面临另一场世界大战。就像冷战那样，这将会是一场基于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以捣毁国际的国家体系并取代其成为唯一为目的而发起的战争。
作为现实选择的民主
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中写道："穆罕默德从天堂上带到《古兰经》里的不只是宗教教义，还有政治格言、刑事及民事法律、和科学理论……纵有千万条理由，这一点都足以证明伊斯兰教无法在启迪和民主之中执政过多年。"托克维尔根据其自身的了解认为包含民主的现代国际体系是系统化的，不是独立的——他的意思似乎是伊斯兰非但是独立的，而且是教条并具有侵略性的。
相反，民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它们的成员们既不要求也不挑战任何实质性的承诺——意识形态、宗教一类的承诺。它只要求每个成员在合作时尽可能地求同存异。
因此，在涉及到国际事务时，恰恰与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经常说的民主是"上帝赋予的权利"相反，民主只是合法取得成果的唯一可行方法。只有民主能够提供经济所需要的避免腐败的"透明"，只有民主能保证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信息流通，正如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多年前所说的那句众所周知的话："民主的国家没有饥荒。"也正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解释的那样，民主存在于方法论中，使用信息的最好方法就是由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掌握信息。要清空一个体育场，人群比任何居高在上的"权威"都更直接高效。
如此论证，美国的重心很明显在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最佳利益而非伊斯兰教本身。在如今的印度尼西亚、在伊朗的库姆（Qom）进行的神学辩论中、在贝鲁特（Beirut）的咖啡馆里，与此程序途径相容的想法与行动正在逐渐加入进来。
民主的问题将会是一场考验，不只是对伊斯兰教教义，更是对伊斯兰教本身，它将会证明托克维尔——他几乎从未错过——在这个问题上说错了。伊斯兰教在民主上的实践将会把其它宗教一同拉入政治行动以及对宗教可以脱离私人、在公共领域领域之外走多远的辩论中。
查尔斯·希尔，任职于美国驻外事务处；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研究人员以及伊斯兰教与国际秩序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Islam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的联合主席；是前美国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的私人助理（1983～89）；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政策特别顾问（1992～96）；还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大战略（Grand Strategy）布雷迪—约翰逊（Brady-Johnson）项目的特聘研究员。他最近出版的新书是《千年审判：世界秩序与伊斯兰教》（胡佛研究所出版社，2011）（Trial of a Thousand Years: World Order and Islamism,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1）
希尔曾于1973年和1981年获得美国国务院的高级荣誉奖（Superior Honor Award）；于1987年和1989年获得总统杰出服务奖（Presidential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于1989年被授予国务卿勋章（Secretary of State's Medal）；被罗文大学（Rowan University）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摘自《千年审判：世界秩序与伊斯兰教》 ，查尔斯·希尔，胡佛研究所出版社，2011。© 2011 版权小利兰·斯坦佛大学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所有。所有权利全部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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